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哈佛大学校长巴科在周一接受学校刊物采访时说，他和妻子在上个月感染了新冠病毒，现在感觉“好多了”，目前已经康复。

巴考在接受《哈佛大学校报》采访时分享了夫妻两人的抗“疫”经历。他表示，对他们来说，感染病毒很像得了一场流感，“仿佛一夜间变成了120岁的老人”。

巴考还表示，这场危机比2008年的经济危机更困难，随疫情而来的经济衰退将影响高校运转。作为收到捐赠最多的世界顶级大学之一，哈佛必须“作好勒紧裤腰带的准备”。

以下为节选的对话实录：

问：您和阿黛尔感觉如何？

巴考：

我们现在觉得好多了。我们俩很幸运，没出现过严重的呼吸问题。对我们来说，感染病毒很像得了一场流感。被感染绝对不是件好事，但至少我们的性命未被危及。

问：您二位感染后出现了哪些症状？

巴考：

我们俩都先是咳嗽，然后是发烧、怕冷、浑身肌肉酸疼。我仿佛一夜间变成了120岁的老人。还有嗜睡，这些症状都与感冒类似。

问：被确诊阳性后什么感想？

巴考：

其实我们一直都很谨慎，所以被确诊后有点惊讶。因为阿黛尔和我在开始出现症状之前，已经近10天没有见过别人了。我们被完全隔离在家，我本人有自身免疫病，很容易受各种感染。有人好奇我为什么要做核酸检测，我的自身免疫病就是原因。

我也担心是否还能履行职责。2004年，我在塔夫茨大学时曾因自身免疫病不得不休假一个月。那时，我就意识到得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不健康对他人也会不利。而且，身体恢复需要时间。所以被确诊后我试着当个好病人，做我该做的。

问：您给哈佛师生发邮件告知病情后，收到怎样的反馈？

巴考：

我们收到上千封来自学生、教职工和校友从全球各地发来的问候，很感动。

还有一个场景挺奇特的。在家躺着养病时我俩看电视，没记错的话是CNN。正在养病时看到电视台放我们生病的新闻，这体验难以想象。我们得病的消息成了全国性新闻后，就收到世界各地家人和朋友的来信。

问：隔离时，您会做点什么充实自己？有没有一口气读完或看点什么？

巴考：

我一直忙着处理电邮，没什么机会读有趣的东西。

不过有件事挺讽刺的。我的儿子儿媳还有两个孙女住在纽约。几周前他们开始远程办公，并决定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我们同意了。他们开车过来那天，我和妻子恰恰出现了疾病症状。

接下来的时间为了保持社交距离，大家就只能通过视频软件联络。有件事很让我们分心，我的两个孙女，一个两岁半、一个8周大，我们很想在隔离结束后和她们一块玩。

问：现在您觉得好多了，您在家办公的日程是怎样的？

巴考：

因为我刚痊愈，所以还没形成什么既定流程。我也还没开始锻炼，不过我希望下周可以做一些，还在慢慢恢复中。

我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是看电子邮件、开电话和视频会议，以及和教务长、副校长会面。这期间我曾和州长，以及剑桥、波士顿及华盛顿的官员通过电话。

问：回头看，哈佛是什么时候开始监测新冠病毒的？

巴考：

1月初，哈佛大学健康服务中心开始关注中国的情况。我们有来自中国的学生，还有相当数量的教职工会到中国访问，所以我们开始密切关注。我们还提供了咨询意见，确保从中国返校的人采取措施，保证自己和他人健康。

之后我们建议限制旅行，先是中国，之后是全球其他疫情严重的地方。我们非常关注疫情趋势，和一些研究人员保持着密切联络。他们中有全世界最好的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他们也在和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行保持联络，并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建议。

我们很快召集了危机管理团队，并拟定初步计划，考虑如果波士顿出现新冠病毒，应当采取哪些措施。

问：哈佛是最早采取隔离措施并过渡到在线教学的高校之一，最初遇到了一些挫折，能请您谈谈当时的过程吗？

巴考：

我们的应对举措是出于一系列考虑。

首先是新冠病毒在中国、意大利、西班牙的迅速扩散，我们借鉴了这些国家的经验。很多研究模型都表明，如果病毒如人们所想的那般具有高传染性，那大家随时可能面临危机。

之前我们以为年轻人被感染的几率比老年人或有并发症的人更低，但最近的数据表明，至少在美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年轻人发展为重症的概率更高。

日本那几艘游轮的情况也让我们意识到，如果在学生之间住得很近的宿舍里发生感染，会有什么后果。

春假即将到来，我们担心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我们的学生可能会分散并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年轻人接触，等他们再返校时那就是一场全面的疫情。

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春假前采取行动。我们的IT部门很快准备好，让大家迅速适应Zoom这一软件。大家用Zoom进行线上教学、开会。我们也迅速动员教师做线上教学。然后我们通知学生作好相关准备，所有教学将被转移到网络上。

问：这期间哈佛给学生及更多人提供了哪些支持？

巴考：

显然，我们要求大家迅速开始行动。志愿者协助学生迁出校园，5天内我们约有6000名学生搬离。我们还尝试提供财务支持，帮助学生解决旅途开支等费用。各个学院的员工都在日夜工作，他们有相当多的问题要解决、要应答。

在线教学也需要迅速开展，大家都需要适应。少数留学生还留在社区，我们很感谢照顾他们的社区人员，他们确保了学生居住地安全可靠。

问：和您之前在塔夫茨大学的经验相比，有哪些异同？

巴考：

我经历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两场危机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最大的相似之处是每个人都和大环境息息相关，这种情况下学校收到的捐赠会减少。我们都认为短期内慈善事业可能会有所减退，公司和基金会的支持力度会变弱。

另外，学生对经济援助的需求会增加。教职员工的焦虑程度也有所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看到了积极的响应，大家努力工作，帮助其他更不幸的人。

这场危机比2008年更困难，因为它影响了我们履行核心使命的能力。我们是一所寄宿制研究型大学，现在校园内基本不能有学生居住。我们不得不关闭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大多数实验室和设施，这些导致研究人员无法开展工作。这些是2008年那场危机不曾有过的。

问：经济不稳的情况下，如何规划对学校的捐赠和未来支出？

巴考：

我们现在正在统计大学内部的各项支出，各院院长正在与我们沟通，尽可能限制支出，并查清哪些方面的收入来源会有所减少。

疫情带来的直接经济影响很显著，我们为学生搬离提供了财务支持，教职工的收入有明显下降。

好的方面是，我们已经预知到将要面临的衰退，并开始提前规划。虽然不知道衰退具体何时到来，但我们为此准备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我们还吸取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教训，保持了比那时更好的资金流动性。我们还建立了一些储备，这些举措将减轻衰退带来的影响，但无法消除影响。剑桥和波士顿的一些校园建设项目已经暂停，很多事也将延迟。要作好勒紧裤腰带的准备。

问：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大学仍在努力应对这一流行病。您能谈谈哈佛大学的学者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为解决冠状病毒而进行的一些合作和工作吗?

巴考：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新冠病毒对美国造成严重冲击之前，就与中国广州呼吸健康研究所( Guangzhou Institute of Respiratory Health)的同仁们开展合作。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合作项目，由哈佛医学院院长乔治·戴利牵头，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文理学院，以及其他院系的参与，此外还有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和拉根研究所的同行。

这次合作中，哈佛大学专注于研发快速诊断测试技术，这对如何应对未来的危机以及新疫苗和疗法至关重要。

问：在这个过程中，哈佛大学与剑桥市、波士顿，乃至整个州的关系是怎样的?

巴考：

我们一直在与剑桥市、波士顿市，以及州政府合作，试图以各种方式提供帮助。例如，提供资源来帮助学生在家上学。我们还将哈佛广场酒店提供给急救人员和医护人员，他们在下班时可能无法方便地回家休息，部分原因是担心感染自己的家人。此外，我们从实验室收集个人防护装备，提供给地区医院，供仍在个人防护装备稀缺的环境中奋战的医护人员使用。 

特别需要感谢的是，哈佛大学在世界各地的校友也非常乐于提供帮助。我们已经协调一些校友帮助安排从不同国家收集个人防护装备，这些装备现在正在被分发，并通过州长的努力，以确保这些装备能够被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问：这场流行病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什么?有一线希望吗?

巴考：

即便是最黑暗的云，也会有属于它们的一线光明。大学里许多人在试图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他们做着了不起的工作。教师和学生都在尝试新的教学方法，这将对我们产生长期的影响。可能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人们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经常出差去参加会议——这些会议通过科技就可以“云”实现，这将有助于降低成本、减少碳足迹。还有，人是非常灵活的。虽然我们都怀念在一起工作的社交环境，但人们仍在想方设法让在家办公变得更有效率。在展望未来时，我希望哈佛能在既有工作方式上增加更多灵活性。这将带来长期的好处。

此外，目前正在合作的应对新冠病毒挑战的机构之间，建立的一些关系也将被证明是持久的。看一看我们现在是如何与中国的一些同仁们合作的，不仅仅是和广州呼吸健康研究所，还有在中国的其他大学。我想我们将来会建立起这些关系。所以我认为会有很多积极的好处。

问：在认识到危机的全面影响尚未显现的情况下，您有什么想要传达给哈佛社区的信息吗?

巴考：

首先，我要感谢人们的耐心，感谢他们在适应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环境方面的机动性。我也会要求人们对每个人都抱持善意。现在有很多人在大学里努力工作，试图解决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问题。或许，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但是人们已经非常非常努力地去快速适应新的信息冲击。我希望人们能够信任自己的同事，相信机构将尽其所能做到最好，就算我们会犯错误，也会尽快改正。然后，我们将尝试迎接全新的挑战，因为挑战永远不会消失，它将永远与我们同行。